巴菲特对预测股市走势与买卖时机缺乏信心,他也不认为有任何资料能用于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巴菲特不关注失业数字、利率和汇率,也不让政治因素干扰其投资决策的过程。巴菲特认为,宏观经济就像跑道上的赛马一样,有时跑得快有时跑得慢。巴菲特将兴趣更为集中在企业的基本情况上,但巴菲特非常关注通货膨胀,因为通胀会影响企业的收益水平。
巴菲特眼中的通胀是什么呢？巴菲特始终认为通胀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钞票的不断印刷推动通胀率越来越高。巴菲特承认,他不能预知高通胀何时会出现,但他认为赤字财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通胀。巴菲特对预算赤字的恐惧程度小于对贸易赤字的恐惧程度,因为美国经济实力强大,巴菲特相信政府能处理好预算赤字。但巴菲特非常担忧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是形成他对通货膨胀“偏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的消费超过其自身的生产力,美国人不仅消费了本国生产的产品,他们的胃口还消化掉不少外国商品。在交换这些商品时,美国发行了各式各样的“提货单”,包括美国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美国银行存款。这些“提货单”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由于美国是一个富国,这些贸易逆差在一段时间内还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最终这些“提货单”会交换美国的财产和美国的生产设施。
一个国家处理贸易逆差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国内的高通胀来减少这些“提货单”的价值。但巴菲特认为,外国投资者对美国未来偿还能力的信任被误导了,当外国人持有的“提货单”达到一个不可处理的水平时,通胀的诱惑就不可抵御了。基于这个原因,债务国极少被允许以本币偿付债务,但因为美国经济的完整性,外国人愿意购买美国的债券。
如果美国用通胀来逃避对外国的债务,因此而蒙受损失的将不仅仅是外国的债权人。高通胀加重了公司对股东收益的负担,为了使投资者获得真正的收益,公司必须获得比投资者的痛苦指数(指税收与通胀的总和)更高的净资产收益率。
所得税从来不会将公司正收益变为股东的负收益,如果通胀率为0的话,即使所得税税率为90%,仍会有股东收益。但正如巴菲特在上世纪70年代亲眼目睹的那样,随着通胀率的上升,公司必须为股东提供更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对于净资产收益率达到20%的公司(很少有公司能达到这个水平)来说,处在12%的通胀率之下,只能给股东留下很少的东西。当所得税税率为50%时,一个净资产收益率为20%、全部利润用于分红的公司,其实际净收益率只有10%。在12%的通胀率之下,股东获得的购买力仅仅为年初的98%。当所得税税率为33%时,如果通胀率为8%,则净资产收益率为12%的公司对股东的回报便降为0。
多年来,传统观念一直认为股票是与通胀相对冲的工具,投资者也往往相信,公司自然会把通胀的代价转嫁给消费者,从而保护公司股东的投资价值。但巴菲特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通胀并不能保证公司获得更高的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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